最近认识了一个从沿海来昆明淘金的女人,我问她为什么跑云南了,自我流放了吧?她说她追求的是事业,地点在哪里并不重要。在我这个昆明老土眼里,这个女人够"辣糙",保持着那种发达地区做事的速度,追求做事的效率,相当于在螺蛳湾批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单从这点看,我就感觉在发达地区淘生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假巴意思对她说,你就不能歇一下,云南是彩云的故乡,你看天边的云有多美!可这女人很认真地说,"你还是看看眼前吧,脚下都没站稳,你还有心情看天边的云?"本来,我还以为自我流放到云南的外省女人都是那种包法利夫人一类"生活在别处"的妄想症患者,不曾想到这女人不远万里到了云南,眼里看见的不是云南天空中懒洋洋的彩云,而依然是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这女人从到昆明认识几个云南人后就开始纳闷了:"我发现你们云南男人很飘忽,怎么都没长大似的,很少有脚踏实地干事业的。你们喝了酒把自己忘记在什么地方恐怕都不知道了。老兄,你还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吗?"我说:"知道,反正不是南诏大理国时代。"这个外省婆娘知道元朝以前,云南还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她眼里这个时代的云南人血液里还没有完全洗净"南蛮子"的原始粗鄙。她以"强势文明"的口气对我说:"老兄,醒醒吧!你应该做的不是一个云南男人,而是在云南做一个男人。"
当时我被这婆娘的话绕晕了。事后一想,"云南男人"和普遍意义上的"男人"这个概念还真是有不同之处。
我猜测,所谓"云南男人",说的是在云南本土传统文化习俗(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习俗)长期熏陶下形成的一种处事态度和行为本能,与浙江、四川男人对待事物的方式的确有所不同。有人这样总结这种区别:"浙江人:老子当不了老板就睡地板;云南人:老子当不了老板也不睡地板。"云南人的生存环境不像过渡竞争环境中浙江人那么令人忧患,所以安贫固土的云南人没有睡地板的必要。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被窝,缺少身份焦虑和忧患意识,重农轻商,拒绝睡地板的云南男人当然就没有漂泊他乡的外省人那样强烈的生存和扩张冲动。
所谓在云南做一个男人,就是要在思想意识上"去云南化",用流行的政治术语说,就是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洗尽身上的土气;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云南老土的"悠悠趟趟"、"无所用心"是旧时代留存的遗风,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历史上去云南化最彻底的云南人要数郑和这个云南人了,郑和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盖因从小脱离了云南有关。郑和的思想意识和人生追求是在京城那样的环境中形成的,郑和如果老死云南,就不会诞生一代伟大航海家了。因此,在那个外省婆娘眼里,没有所谓的"云南男人"、"四川男人"或"美国男人",有的只是"男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一种单一价值观可以统领全世界所有的男人。
那么,真的有从地域文化和民族身份抽身出来的"世界公民"吗?那样的人就能摆脱井底之蛙的处境而一步登天成为真正的"男人"吗?
我发现云南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诸如"临安会馆"、"福建会馆"之类充满地域色彩的情感机构,那不就是漂泊在外的本乡人联络感情的地方吗?同样在国外,华人聚居区形成的所谓"唐人街"也是海外华人联络感情、获得心理安慰的重要场所。如果人可以从他的家乡和种族的"局限性"中完全剥离出来成为抽象的人,那么这些具有感情色彩的场所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你可能认为,地域、民族文化的身份有悖于"普遍性的"原则,是一种历史虚构出来用于奴役个人的枷锁,摆脱这种枷锁,人才能成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开拓者。古人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怀土"被贬为背离道德追求的"小人"行为。果真如此,"怀德"的君子就是那些弃乡离土、漂泊无定的跨国流浪汉,那么热爱家乡便是一种卑贱的私情了。
在腾冲和顺侨乡,抛妻离土的确是成为男人的第一步,成功者,衣锦还乡,失败的,客死他乡。旅游者只看见和顺的荣耀,很少知道游子和寡妇的眼泪。其实,远走他乡的腾冲人在做一个"男人"的同时并没有背离家乡这个感情根据地,正是"怀土"的私情,造就了和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走夷方"的男人内在的精神支柱还是"腾冲"这个根,不论在缅甸或美国,说的是缅甸话或英语,他的内在身份还是一个腾冲男人。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即便是那些彻底的"无产阶级"也不能脱离精神上的个故土成为"纯粹的男人"。他们带着自己的乡音、饮食习惯、带着分离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期盼走出家门,打工者们一年拼死拼活,还不是为了回乡过个好年的那份精神满足。这些遍布每个角落的流浪者,就像风筝那样,维系情感的线永远只能是他们的家乡和亲人,这种感情并非在全球每个角落都能轻易觅到。
如果这样的人是精神上的矮子,那么在云南做一个男人就必须把自己从云南的土壤里连根拔起。我记得八十年代,就有同学劝我去深圳去浙江洗大脑,开眼界,我知道那是中国自由经济的发端之地。可是当时我整天沉浸在北岛、顾城的诗中似懂非懂不可自拔,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八十年代令人怀念的是社会走向似乎还没有定型,有那么点民国兆始时没皇帝管着的撒欢和散漫,你在客观上有不确定的人生选择,比如那个时代选择写诗并不是什么荒谬弱智的事。那时云南对浙江商人的感觉就是大大小小的倒爷,对这些商人的含辛茹苦云南人可能反而有些迷惑不解。我对同学的劝告充耳不闻,继续在"小城昆明" 迷恋诗人于坚虚构的乌鸦。等到90年代中期浙江商人在云南春风得意之时,我们昆明老表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了"旧城改造"的对象的边缘人,这个时候最有男人味的是已经不是"象牙烟锅刁春城"的云南人,而是住别墅开名车的浙江人了。
市场成了检验男人的唯一标准,做个云南男人从此成了一件很没有名气的事情。我这时似乎才领会了那个女人要我在云南做个男人的精神实质:大家都在做生意,商人在做,教师在做,官员在做,医生在做,在以钱为纲的时代,除非我躲进云南的大山做个云南男人继续看云彩刨洋芋喝扁担酒,否则要想继续在世上混,我就必须做个没有家乡的男人,因为唯有商业上的成功才能说明这个时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男人。
问题是我不懂商业、不懂生意,怎么办?